革塔之命者因惊惧英年而亡

“维那昙鸾”在超化寺的“销匿”与“闪现”，如同释迦牟尼佛所称的“因缘”一样——无“缘”之时，“维那昙鸾”与大美不言的天地相往还、相对话，“销匿”在我们的视野之外；有“缘”之际，“维那昙鸾”才与挣扎在天地间的人类相往还、相对话，“闪现”在我们的世界里……
　　袁宏道不但是明代杰出的文学家，还是著名的净土居士与佛教学者——如无此“缘”（我们常说的“外因”），即使其“因”（我们常说的“内因”）恒在超化寺，那它也只是埋在土里的一通石碑造像，断不会有袁宏道在《游超化寺记》中写下的发现之果：“一碑没土中，见其首，知为北朝制也。掘之，字尚可识，齐河清二年置。白玉像碑阴有维那昙鸾名，是尝学于流支者也。”
　　是不是“维那昙鸾”只与袁宏道有缘，它神龙一现，从此就在超化寺永远“销匿”了呢？
　　当然没有，只是这一“沉默”又是４００年。
　　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，密县文化馆的魏殿臣先生前往超化寺进行文物普查，发现该寺有座造像碑，正面瘦骨清像、雕造精美；背面有碑文，篇幅很长，刻字精良，是难得一见的书法作品。加之此乃北齐遗物，年头够久，在魏先生眼里，当然是件非常重要的文物。之后，经密县文化局研究，决定把其运回县文化馆予以保护。而今，这件北齐造像碑，珍藏在新密市文物保管所的库房。
　　据说，该造像碑在明末被掘出地面，但民国初年，一个外国人勾结国内文物贩子，企图把它盗运出国——得知这一传言后，当地群众又把它埋了起来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重又扒出，存于寺院。
　　该碑高１３１厘米、宽５９厘米、厚２６厘米，几经折腾，碑身已断为两截，背面中间与下部的刻字已经丢失，不能卒读。尽管如此，但研读碑之正面碑额上的接引佛——无量寿佛（阿弥陀佛）以及其下与之相呼应的一龛内雕刻的６位众生，碑之背面的“因超升净土，合邑……”等碑文内容，我们还是可以判断，此造像碑无疑是信仰昙鸾倡导的净土世界的僧众，为他人与自己往生西方净土而雕造、而供养的——在中国，北朝造像碑尽管十分珍贵，但并非异常罕见，龙门石窟古阳洞就是杰出代表；罕见的是，超化寺的这尊北齐造像碑，完完整整地呈现的是中国化的佛教，即中国净土宗往生净土的宗教主张——要知道，中国净土宗真正卓然立派，是在初唐；而北齐时代的这通造像碑，无疑是中国净土宗开宗时代的遗物。
　　而该造像碑，恰是袁宏道所见之造像碑！
　　好在该造像碑“字尚可识”之际，袁宏道已经考订出它与超化寺的“维那昙鸾”——中国净土宗的开宗祖师休戚相关。但袁宏道所言“河清二年”，当为“河清三年”之误，而对袁宏道所见的那尊“碑阴有维那昙鸾名”的“白玉像”，新密有的地方学者认为“今已不存”，新密市《溱洧文化》主编在《走进超化塔》则说：“袁（宏道）文中提到的白玉像碑，后来也被发现，保存于郑州市文管所（当为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，因新密市文化旅游局下有文管所，故有此行文之误）。”
　　新密市文物保管所库房所藏的这通北齐造像碑，其背面残存碑文中也提到“白玉石像一区”，“关于（袁宏道）文中提及白玉像背面的‘维那昙鸾’，亦见于此碑正面右侧的题记中，惜‘昙’字已缺上部，仅留‘云’字，据此可知白玉佛的年代应与造像碑同时雕造。”河南博物馆研究员刘建洲先生在《密县超化寺北齐造像碑》（刊发在《中原文物》１９９４年第１期）一文中这样写道。
　　北齐造像碑在中国净土宗乃至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，不言而喻。惜乎，记者在新密市采访期间因故未能拜瞻，只能略加转述专家之文，不能在这儿向读者白描自我之所见……
　　“净土”超化与信众“同在”
　　没有“维那昙鸾”在超化寺开宗中国净土，也许就没有超化寺日后的辉煌。
　　至少在隋朝末年，超化寺已经发展成嵩山地区一座颇有影响的寺院——根据唐代著名宗教领袖、佛教学者释道宣《续高僧传·释明恭传》的记载，在隋末乱世，超化寺甚至将自己的“触角”伸到了少林寺之侧的会善寺。
 
 　　《续高僧传·释明恭传》云：明恭“厌俗出家，住会善寺。其力若神，不可当者。曾与超化寺争地。彼（超化寺）多召无赖者百余人。来夺会善（寺）秋苗。众咸忧恼。恭曰‘勿愁’。独诣（拜访）超化。脱其在钟塞孔。以干饭六升投中。水和可　（啖）。一手承底一手取　。须臾并尽。仍取大石。可三十人转者。恭独拈之如小土块。远掷于地。超化既见，一时惊走……斯气力也。说多难信，而实有之。恭戒洁贞严。常依众食。所　如恒人。一食有值机候。便　二百人料。众但深讶。莫知其所由……”
　　会善寺位于嵩山南麓积翠峰下，原为北魏孝文帝的离宫，孝明帝正光元年（５２０年）捐宫为寺，名闲居寺。之后，隋文帝赐名会善寺。当此之际，会善寺规模恢宏，高僧辈出，势力庞大，乃至隋末农民起义军都未敢对会善寺轻易进犯（会善一寺，隋唐交军，绝贼往来）——此时超化寺与其争锋并发动“侵略战争”，由此可窥是时超化寺之势力。
　　通过《续高僧传》的记述不难看出，释明恭武艺高强，其习武之目的，也旨在保护寺院财产不受侵犯。寺院与寺院之间的土地之争，也许加剧了少林寺周边寺院僧人的功夫操练——因为释明恭其人其事，远在少林寺北魏武僧稠禅师之后。
　　在扩张和保护寺院经济乃至弘法的过程中，如果少林寺、会善寺等是注重“自力”（禅武双修与十三棍僧救秦王等）的话，那么超化寺注重的，则是“他力”（“彼多召无赖者百余人”与会善寺争地等）。而这，也恰与禅宗“自力”苦修、净土宗“他力”成佛的立宗之本相呼应。
　　净土宗坚持西方净土是实非权，众生通过念佛就一定能够往生。但禅宗、律宗等，对净土宗依靠“他力”（即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往生净土的“神力”、“佛力”）修道的理论不屑一顾，甚至认为西方净土根本就不存在；就是存在的话，那也是心中所化，不是实有。禅宗经典《坛经》曰：“使君礼拜，又问（六祖慧能）：‘弟子见僧道俗，常念阿弥大（陀）佛，愿往生西方。愿和尚说，得生彼否？望为破疑。’大师（慧能）言：‘……迷人念佛生彼，悟者自净其心。所以佛言：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。使君，东方人但净心无罪，西方人心不净有愆。迷人愿生东方、西方者，所在处，并皆一种。心但无不净，西方去此不远；心起不净之心，念佛往生难到……但行直心，到如弹指。使君，但行十善，何须更愿往生；不断十恶之心，何佛即来迎请……念佛往生路遥，如何得达？’”
　　慧能时代，净土宗在中国当然更受欢迎。但慧能弘法，将净土宗的立宗核心西方净土界定为“唯心所造”，这是否定了净土宗在出家人心中的地位；其否定念佛往生，就是不承认凡夫俗子能往生佛所感得的西方净土。
　　佛教传入中国后，很快形成两种不同的形态：一是以出家僧团为代表的精英佛教；一是以在家信众为代表的民众佛教。出家僧团出于对佛教的深刻理解，选择了脱离世俗社会的修行方式，并以佛教的真正代表自居；一般民众出于种种世俗目的信仰佛教，但他们对佛教理解不是很深，称名念佛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。
　　尽管净土宗在发展之初遭到种种责难，但由于“称名念佛”简单易行，赋予其顽强的生命力，净土宗还是迅猛发展起来——就是对净土宗持激烈反对态度的禅宗，也不得不顾及净土宗的巨大影响，开始将净土观念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，在修行上接受念佛法门——今天，就是你到禅宗祖庭少林寺，也会不断听到“阿弥陀佛”……
　　其实，成佛之修行，无外乎两大经典法门——依靠“自力”苦修与仰仗“他力”拯救。而“自力”与“他力”，也就是“内力”与“外力”、“内因”与“外因”相互推动中国人的“成佛”事业，最终形成禅净双修或禅净合流的局面，也自是佛教发展的一种必然。
　　现在回过头去，再看看“彼（超化寺）多召无赖者百余人”与会善寺争地——如果我们还就此照着律宗大师道宣的“指引”，非要把超化寺的这种行为解读为净土宗的一种“无良”，那么我们也许就会于此远远偏离出最初的佛教中国化的道路。

 　　先有超化塔，再有超化寺、超化村、超化镇等，恰恰是净土宗注重佛祖所说的“因缘”历史诠释——从净土宗立宗之时起，它就坚韧地站在中国的大地上，走进了中国信教百姓的心灵。
　　因此，“文化大革命”超化塔遭逢劫难之时，超化百姓才有“谁扒塔，×他妈”的呐喊，前赴后继的护塔、护佛行动和当下的超化百姓自觉捐款“重修”超化塔的义举……这个中一切，倒是颇够今日佛教研究者去认真咀嚼的。
　　盯住“芝麻”无人注视“西瓜”
　　１９６８年，超化公社革委会主任王长德组织干部到云崖宫学习“反对多中心”，留守在家的刘鸿恩前往云崖宫汇报工作时说：“给县革委的姚彩霞（副主任）说啦，准备扒（超化）塔！”
　　说这话时，超化大队革委会干部张保森先生正在现场，他当即就说：“超化塔是省管文物（省保单位），又是航标，要扒，是必须经过省里批准的，省里不批准，就不能扒。”
　　“航标”？超化人张保森先生反对扒塔的理由，颇有禅味。而接下来，在超化公社的一次干部扩大会议上，超化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梁德财先生反对扒掉超化塔的意见，则更具禅意：“塔扒了，叫云燕（燕子）到哪儿安家呢！”
　　超化人玩“禅”，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他们也知道，以这样的理由阻止刘鸿恩扒塔是不成的。于是，私下里，他们真刀实枪地向上级打“小报告”，以阻止超化塔的倒掉。
　　河南省文化局派文物干部尤翰青（后曾出任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）等二人前往超化，向超化公社的干部群众宣传文物保护的政策法令，并说超化塔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不能拆除。但劝阻无效，他们只好返回郑州，向领导请示如何阻止事态的恶化。
　　在此期间，超化塔已经开始拆除，超化群众只好向密县文化馆馆长楚有成先生紧急通报。之后，楚有成先生紧急报告河南省文化局，尤翰青先生为阻止扒塔，再次来到了超化——但此时，塔已经被拆了一半。
　　拆塔时，自塔之顶端的塔刹上，拆下一个铁铸圆形大圈，圈上所铸铭文记有金大定十六年（１１７６年）重修超化塔的文字——刘鸿恩由此一口咬定：“超化塔是金塔，不是唐塔，没有什么价值。”于是，他不听尤翰青先生的劝阻，继续扒塔，直至彻底拆除。
　　反对的声音并未就此打住，超化的孩子们还是高唱“谁扒塔，×他妈。上去二十四，扳死二十三；一个没扳死，扳的仰八叉”。超化塔文物保护组组长、小学教师刘雷震先生还是反对扒塔，并被斗了几个月；超化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梁德财也因反对扒塔，被撤了职，并参加劳动改造……塔扒了将近１年，未发生伤亡事故。
　　就在事件双方以为这场风波该就此完结的时候，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，在密县革委会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，开封地委宣传部长樊丰贤同志会前突然发问：“刘鸿恩来了没有？”
　　刘鸿恩不知为何叫他，站起来响亮回答：“到！”
　　“败家子！超化塔都让你扒了！”樊部长恶狠狠地说。
　　之后，开始追查扒塔事件。这阵势，刘鸿恩怎么扛得了？于是，他推诿道：“董照恒（密县革委会）主任让扒的！”董闻听此事，质问刘鸿恩：“你放屁呀！谁让你扒了？！”
　　在惊惧中，刘鸿恩几近精神崩溃，不久郁郁而亡。
　　当然，这不是佛祖显灵害死了刘鸿恩，而是厚重的文化将刘鸿恩给压死了——尽管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但也并不是一切文化都可以砸烂的……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那时每每提到超化塔，也总是说：“密县人文化低，没水平，扒掉了超化塔……”
　　此时，无论是干部、学者还是群众，都还把目光聚焦在超化塔的建筑价值上……直到１９８７年４月，陕西法门寺阿育王塔地宫出土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并震惊世界后，这才有人渐渐明白——被扒掉的超化塔，又岂能与安奉在塔下的佛祖舍利

同日而语！
　　是河南人文化低，没水平吗？在中国１９座阿育王塔中，第一座打开塔之地宫的，是超化寺塔，第二座才是法门寺塔——在１９座阿育王塔中，打开地宫的，也唯此两座。另外，有的阿育王塔不知下落，如洛阳的“周洛州故都西塔”……
　　超化寺塔下曾出土一套舍利函，那么安奉在此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，是否安在？
　　没有“维那昙鸾”在超化寺开宗中国净土，也许就没有超化寺日后的辉煌。如今，北齐时代的“维那昙鸾”造像碑，就珍藏在新密市文物保管所的库房里。由于种种原因，记者采访期间未能拜瞻。图为超化寺金代智公塔。